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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他们本应是幸福的一家的。哈尔更是如此。他是完完全全出于道义，从加州赶到纽约，自愿蹚这趟浑水。

    如果纽约州的法律能惩罚那三个殴打哈罗德女儿的坏小子，哈尔现在还醉倒在加州的街头呢。

    基于此，陪审团认为哈罗德跟哈尔的犯罪行为不应完全由这两人承担，政府也应当承担一部分责任。

    因为政府没能让两人感受到公正，因为政府的政策保护了三个恶魔不受伤害。

    这是政府的过错。布鲁克林听完陪审团代表的话后就起身离开了。根本不用继续往下听。

    陪审团的态度完全能代表广大公民对哈罗德桉的态度。陪审团的做法也很高明，他们主动给法官递上一节台阶，维护了法律的威严，让哈罗德跟哈尔得到应有的惩罚，同时也很好的践行了程序正义，让法律的公正性得到充分的伸张。

    他们甚至将这件事的本质看清了——许多人觉得类似哈罗德这样的人——因法律规定或社会制度、政府政策等原因遭遇不公平待遇，或者也不叫不公平待遇，而是按照法理，只能委屈这个人，但按照情理，这个人很值得同情，很可怜。

    人们遇到这种情况只会觉得憋屈，然后唏嘘感叹，法不容情。感觉哪里有问题，仔细想想，却又发现哪儿哪儿都没问题。

    没问题吗？当然不是。出现这种情况——哪怕只是一例，也是必然存在问题的。

    问题就在于责任的划分。陪审团代表的发言就很清楚地剖析了这种情况——哈罗德的犯罪责任不仅仅在于哈罗德自己，还在与政府制定的政策、法规与规定。

    是政府对未成年人的保护规定存在漏洞，才让应当受到惩罚的三个恶魔没有受到惩罚，让哈罗德一家过的艰难，在仇恨中煎熬，最终走上复仇之路。

    如果联邦政府对未成年人的保护政策再详细一点，再具体一点，比如规定在某些特定情境下未成年人将被视为成年人，不再受到保护。

    或许这样，三个恶魔就会受到应有的惩罚，哈罗德一家虽然还会有遗憾，却不会走上歧途。

    这些道理都被陪审团代表说了个清晰明了。可以看得出，陪审团这11天没有浪费，他们把这起桉件分析得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。

    他们考虑到了所有。但他们忘记了一点。哈罗德跟哈尔的罪名，单拿出来每一条都从轻处罚，合在一起不是无期，也胜似无期了。

    更何况还有一条明晃晃的一级谋杀罪，是无论如何也躲不开的。陪审团天真地以为理清责任，确定哈罗德跟哈尔不承担全部过错，就能让两人有一个好下场。

    怎么可能！一级谋杀，情节恶劣，影响深远，造成轰动，引发极强的讨论度——这些都曾是哈维用来拯救哈罗德跟哈尔的手段，现在却全变成了套在他们脖子上的绞绳。

    陪审团分析的头头是道，合情合理，可惜法院、法庭、法官都不会这样判。

    一旦放过哈罗德跟哈尔，只需要一个月，这件事就会被简化成‘听说了吗，纽约那边连环杀人犯都不用死刑的’，两个月后，事情就变成了‘听说了吗，纽约对杀人犯容忍度很高’，三个月后，事情就变成‘纽约适合杀人犯生活’……这是置纽约的治安于无物。

    道德，舆论，程序正义的实践，现实与理论的冲突，纽约市的治安，媒体的评价……这起桉件的判决结果牵动着太多的因素——否则第一任法官也不会出车祸了。

    法官的压力很大。他固然可以选择听取陪审团的意见，狠狠地捞一笔声望，但他知道这是作死。

    他只能按照既定规则进行判罚。然后他将迎来同情者们的狂风骤雨。他仿佛已经看到了自己接下来一个月的生活是什么样了。

    怀着莫名的情绪，法官宣读判决时，一封判决书竟然被他读出了康慨壮烈的气势。

    死刑！这个结果有经验丰富的媒体已经预料到了。庭审的意义就在于此。

    在庭审阶段，如果哈维能改变哈罗德与哈尔杀人这一事实，或者说服陪审团与法官认同被告没有杀人，结果才会不一样。

    但他没能成功。陪审团代表目瞪口呆地瘫坐在了椅子上。她不敢看被告席。

    一股巨大的内疚感涌上心头。其他陪审员也纷纷与‘同事’交流着看法。

    法庭在短暂的沉默后，迅速变成了菜市场。吵闹声中，法官敲响法槌，宣布退庭，匆匆离开了法庭。

    安妮低头收拾着资料，一言不发地离开。哈维有些懵。他站在被告席上，低头看了看自己的当事人。

    哈罗德跟哈尔表现的很洒脱。哈罗德在听到死刑那一刻，甚至松了口气，整个人都放松了。

    哈尔甚至扬起脸，冲哈维咧嘴笑起来。他反过来安慰着哈维。

    “你是个好律师。这是我们应得的。”说着，他站起身，推了推前面的哈罗德，跟着法警往外走去。

    记者们疯狂了！叽叽喳喳，无数的问题被抛出来。他们扛着长枪短炮，有的去追逐安妮，有的去追逐两名被告，更多的却围在哈维周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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